王明贵，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主任委员、国际抗微生物化疗学会（ISAC）执委会委员。

        王明贵教授长期致力于感染病诊治及细菌耐药机制研究，牵头承担科技部“973”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在国际上报道多个细菌耐药新基因。牵头创立“培立方”培训体系，创建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搭建起多学科协作的全国性学术平台。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

        这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它既在手术台上、急救室里，也在显微镜下、培养皿中。在那些肉眼无法窥见的微观世界里，敌人是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它们不断进化、变异，对人类研制的上百种抗菌药物均产生耐药性。

        作为这个战场最前沿阵地的“战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所长王明贵教授和他的团队，像解题一般抽丝剥茧，寻找致病的“元凶”。从一名普通的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生，到执掌国内顶尖抗生素研究机构的领军人物，三十多年来，这条路王明贵走得义无反顾。

        “烧脑”的终身事业

        谈起为何走上这条路，王明贵坦言，人生的许多重大选择，有时并非刻意规划，而是机遇使然。

        在上世纪80年代，学医是无数年轻人心中的理想。高考填志愿时，王明贵也是出于一份朴素的想法：“学医实用，能帮人看病，也能为家里人做点实事。”就这样，他填报了医学相关志愿，最终被浙江医科大学录取。

        大学毕业后，王明贵被分配到了浙江丽水的缙云县第二人民医院。县医院的资源有限，许多病人需要转院治疗，他渴望更大的平台，有能力为更多的病人解决问题，因而萌生了考研的念头。最初，王明贵报考的是肾内科，但竞争异常激烈，同时上线的考生中不乏有来自本校的候选者。命运在此刻转了一个弯——他被协调到了感染科。

        就在他犹豫之际，一位已经考入上医大华山医院的大学同学向他推荐了抗生素研究所。“我同学说抗研所很有特色，听他介绍完，我也产生了兴趣，就和学校老师商量把志愿改过去了。”1990年开始，王明贵正式进入抗研所攻读硕士、博士，师从我国感染领域的著名专家、时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张婴元教授，随后毕业留所，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成立于1963年，当时国家面临缺医少药的困境，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支持抗菌药的研发和应用。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一个集临床医学、临床微生物学与临床药理学为一体的临床医疗与基础研究紧密结合的科室。临床医生在一线看病，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同步分析细菌耐药性及耐药机制，药理团队则研究药物在人体内的吸收、分布和排泄——这样全面的架构，在国际上都很少见。“国际上很多专家来我们这里参观了以后，用了一个词叫‘Amazing’，他们特别惊讶我们有一个这么综合的研究机构。”

        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平台，让王明贵接触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感染病例。从浙江、江苏到安徽、江西，甚至从遥远的东北，疑难重症患者慕名而来。用他的话来说，在抗研所，每天都在碰到很“烧脑”的病例和难题。

        “有一位从东北慕名而来的病人，一只脚因为严重感染已经截肢，另一只脚又出现了新的感染迹象，浑身疼痛。”全国各地的重症感染患者汇聚到这里，带着厚厚的病历，也带着最后的希望。“有时候看一个病人，资料很多，一刻钟看不下来，要看半小时以上。但是如果最后能解决病人的问题，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说这话时，王明贵语气里透着一个医者朴素的满足感。

        “看不见靶”的狙击战

        耐药细菌，是近年来公众最关心的健康领域话题，也是王明贵三十多年职业生涯中的“头号劲敌”。

        “细菌耐药性是使用抗菌药物引起的。人用抗菌药物杀细菌，细菌为了存活不断进化，适者生存。”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随着抗菌药一代代升级，细菌也在发展出新的耐药机制。王明贵说，和20年前相比，现在细菌的耐药性要高很多。

        全球范围内，形势也不容乐观，抗生素耐药性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挑战。有研究团队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称，2025年至2050年间，全球预计将有超过3900万人死于抗生素耐药性。

        细菌耐药问题的根源在于细菌感染诊疗的复杂性。王明贵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看其他疾病，比如乙肝，耐药性和用药方案清清楚楚，就像打固定靶。但在细菌感染的治疗中，情况要复杂得多。“有时候根本看不到靶（引起感染的病原菌），有时候能看到靶，但它是移动靶，你如果不跟着调整，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病人需要多次调整治疗方案。

        “感染病的诊断分为临床诊断与病原诊断，临床诊断确定病人是否有细菌感染，这个事要做好也不容易——发烧不一定是感染，可能是肿瘤性疾病或风湿免疫疾病；即便是感染，也可能是病毒为主，比如儿童的呼吸道感染。病原诊断就更难了，就算是三甲医院，真正能够做到病原诊断的也就三分之一左右，三分之二都是靠经验治疗。”王明贵提到，经验治疗就容易造成广覆盖及过度用药的问题。久而久之，过度应用催生了更多耐药菌。

        好在这样的局面正在改善。近年来，我国在抗菌药管理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近10余年，我国门诊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10.34%降到7.38%，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41.70%下降到38.00%，主要耐药菌的检出率多数呈缓慢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民众教育和抗菌药研发也取得了进展。“以前国内公司大多仿制欧美的抗菌药，现在也开始走上原创研发的道路。”

        面对耐药菌带来的困境，科学家们也在探索抗菌药之外的替代治疗方案。比如噬菌体治疗，利用能够“吃掉”特定细菌的病毒来对抗感染；又比如抗菌肽，一种天然存在于苍蝇等生物体内的抗微生物物质。但这些新兴疗法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距离广泛的临床应用还有一段路要走。

        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对抗细菌耐药，光靠感染专业的临床医生远远不够。王明贵很清楚，要真正扭转局面，必须让医生、药师、微生物研究员这几股力量同时强大起来。

        2015年，他迈出了关键一步——牵头设立“细菌真菌感染诊治培训项目”，又称“培元计划”，取“固本培元”之义。这个依托于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的培训项目，从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提高临床医生的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上。

        有意思的是，培训启动后，来听课的远不止临床医生。临床药师来了，微生物专业人员也来了，大家的热情远超预期。这让王明贵意识到，对抗耐药菌，需要的是多学科的协同作战。于是，“培元计划”之后，专门培训抗感染药师的“培英计划”、面向临床微生物专业人员的“培微计划”相继推出，再加上院感防控培训项目，这四个培训项目被合称为“培立方”。

        “只有这几批人都非常强大，耐药菌诊疗这件事情才能做得好。”王明贵对培训质量的要求近乎严苛，他说：“谁讲得好就请谁，因事设岗，决不不因人设岗。”正是这种不妥协的标准，让“培立方”在业内迅速建立起口碑，学员之间口口相传，影响力越来越大。

        数据见证了这份坚持的成果。到2025年，培元、培英、培微三个项目累计举办了60余期培训课程，培训学员2万余人，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约5000家医院，为细菌真菌感染的诊治、预防和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培养了大量骨干人才。

        更让王明贵欣慰的是，一个更大的平台终于搭建起来了。在多方的支持下，2020年1月他牵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并担任首届主任委员。这个分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汇聚了感染、重症、呼吸、临床微生物、临床药学、院感防控等11个相关学科的专家，形成了一个跨学科协作的学术共同体。这背后，凝聚了王明贵和他的老师们长达十余年的努力。

        面对近年来掀起的AI热潮，华山医院抗研所也在积极参与，包括与科技公司合作，拥抱新兴技术。抗研所拥有中国最早成立的细菌耐药监测网——1988年建立，后来又于2005年建立了全国细菌监测网，现在每年收集的细菌数据多达几十万株。

        王明贵对待AI的态度是务实而冷静的。“抗研所海量的数据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辅助细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决策。虽然它目前很难真正替代医生的综合研判能力，但在图像处理等方面还是能帮助提高效率的。”

        从三十多年前那个在浙医大校园里埋头读书的年轻人，到今天执掌全国细菌感染防治事业发展的领军人物，王明贵走过了漫长而充实的道路。面对依然严峻的细菌耐药形势，他没有丝毫松懈。新抗菌药在不断上市，新的治疗手段在深入探索，而他从“培立方”到专业分会所构建的这支多学科协同作战的队伍，正在一步步筑牢中国对抗耐药菌的防线。

        那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疑难病例，依然是王明贵每天的“功课”。这场人类与细菌的持久战远未结束，但他相信，有了一支真正强大的多学科队伍，有了一套日渐成熟的诊疗体系，未来会更加明朗。（潮新闻）

 

 

 

 

进入测试 进入投票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